青觉: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民族政治学?
发布时间:2018-11-02
来源: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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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精准定位民族学科?民族学科有哪些新使命?如何在跨学科视野下推动民族学科建设?新时代民族理论研究有哪些新拓展?如何深入发掘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发展新时代的民族理论?……本辑“工作谈”系列文章,将围绕“理论自信与民族学科建设”这一话题展开。

    中国民族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与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民族政治学在多民族国家理论、民族政治发展、民族政治文化、民族政治参与、族际民主、跨界民族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南开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代表的研究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民族政治学人才,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团结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智力支持。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崛起等变局,使中国民族问题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民族政治学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是民族政治学研究者的新课题。

一、新时代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

张友渔先生曾指出,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同时又是中国的,即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国民族政治学自其发端以来一直以此为根本,实现了学术与治术的有效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践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然而,近年来,关于民族的政治性与族群的文化性、民族问题的广义性和狭义性、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平衡、民族权利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等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民族政治学?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政治学?

首先,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对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区域的关系、繁荣发展与团结进步,以及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等重大命题的深刻阐述。这需要中国的民族政治学研究者从学理上将这一顶层设计落实到细处,用这一理论来武装自己,指导学科实践。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我国的民族理论是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如何在继承中将该理论发展为适应新形式、新变化的理论,并指导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这一重要任务。这需要民族政治学研究者总结实践经验、凝练知识体系,丰富和完善理论体系。

再次,民族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多维度性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民族问题的研究如同民族工作一样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相关学科,是多学科、多维度的。民族问题又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特点,无论哪一个学科都难以独自承担民族问题研究的重任。民族学、人类学侧重于研究民族问题的文化属性,社会学侧重于其社会属性,而政治学侧重于其政治属性,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法制体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议题。民族政治学的研究突出政治学的视角与机理,但并不是把所有与民族相关的议题都归结为民族政治问题。文化的归为文化,社会的归为社会,政治的归为政治,民族议题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多学科聚力研究。

最后,从学科发展史来看,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我国政治学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早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产生;近代中国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在课程设置中就包括“政治科”,仅比西方晚了十几年。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获得新生,自学科建设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以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为宗旨,经过学科恢复期、范式转变期、价值确定期和学术发展期,在实践中与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可见,政治学是不可或缺的学科,作为其分支的中国民族政治学也应如此。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一过程。因此,民族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始终服务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服从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的宗旨是清晰不变的。

二、新时代中国民族政治学的使命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人的智慧与努力。

首先,要回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间的关系问题,需要政治学等学科的多视角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造成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这一问题,既涉及经济范畴,又涉及政治范畴,缠绕其间的是民族因素,因此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的贡献。

其次,要服务于处理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因为只有阶级消亡、国家消亡之后,民族才会消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命题,这其中涉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命题,这都离不开民族政治学的阐释。

再次,要服务于处理好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的需要。民族团结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民族团结有一个共识性的认同和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这本身便是一个政治命题,是民族政治学的题中之意。

复次,要致力于解决民族地区扶贫攻坚、产业结构调整、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乡村振兴、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互嵌式社区建设、城市民族工作、民族法制建设等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扶贫攻坚的主要阵地集中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广大民族地区的地缘经济空间,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民族政治经济的视角,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要处理好群众与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人士的关系,这些都离不开民族政治学的分析,其它议题本就属于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最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需要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声音。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与智慧,需要在国际社会上发声;二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既需要发挥少数民族特别是跨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又需要民族政治学研究者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状况,特别是民族关系状况;三是地缘政治的变化,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与民族地区的重合区域,需要民族政治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凝练民族因素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的作用。

总之,新时代一系列关于民族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有中国民族政治学的视角。

三、新时代中国民族政治学的担当

新时代呼唤中国民族政治学的发展,那么中国民族政治学在新时代该如何定位,又该聚焦于什么样的研究命题呢?

其一,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驶入快车道。一方面,以大量西方理论来解释和审视中国的民族问题、现象,带来了别样的视角。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以中国民族问题为说辞,诋毁、干扰乃至破坏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稳定与发展。同时,我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有的研究过于追求现象和细节,缺乏系统性、战略性的研究,这正是泛化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较具代表性的,是将各民族成员间的问题以及一般带有民族因素的问题都视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的战略性、宏观性就是要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这需要民族政治学发挥学科优势,从大处、长远处着眼,研究国家伟大战略目标中涉及民族的问题,为其提供理论与智力支持。

其二,服务于时代命题,实现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有特定的领域,如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政治制度、民族政治参与、民族政治文化、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等问题。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搞清楚以上问题的本质内涵,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民族问题上有哪些新变化、会出现哪些新问题等做出研判和回答,形成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中国民族政治学研究者要紧跟时代步伐,抓住时代命题,形成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其三,服务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积极建构民族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中国民族政治学的思想与制度,我们古已有之,如“大一统”“夷夏之辩”“因俗而治”“羁縻府州制”等。然而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们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以致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乃至邯郸学步的状况。在新时代,我们不能再用“西瓶”装“中酒”,要致力于构建民族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首先,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新时代,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以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利益分析法、调查研究以及试验等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其次,坚持古今结合。民族政治学中国学派的建构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你从哪里来决定了你到哪里去”,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中国民族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以及现在诸问题的历史根源。中国民族政治学的研究不能抛开历史基础而妄谈。此外,我们也无法忽视中国民族问题产生的现代因素,如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传统的民族分布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各民族将以城市为族际交往的主要平台。他们的身份意识、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将发生巨大的变迁,这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加深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民族问题。另外,在跨界民族交往活跃等现象的背后,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重要议题。因此,要站在中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当今社会发展的现象、走向、规律对我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最后,坚持中西比较。没有比较就难以发现异同。西方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形成了诸如文化多元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一系列理论路径,并在一些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实践无疑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当然与我国坚持和实施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密不可分。然而,这一实践效果差异的根源是什么,是哪些因素所致,其中有哪些因素是中国所独有的,哪些又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比较中找寻答案,在比较中建立自信。

(作者:青觉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